从胡适《尝试集》的草创到以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派和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的出现，从艾青沉吟一个时代的忧郁和苦难到穆旦高呼“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新诗跌跌撞撞一路走来，最后在“今天派”的大纛下汇流。
然而“高产”的新诗，不知有几首值得现在人去重温？又有哪首诗的抒写形式值得今天的诗人延续放大？新诗之诡即在于此。而新诗所谓之传统，也不过是诗人们集体地一次次向西方的眺望和翻译文体植入带来的语言快感，尤其在“浪漫”的80年代，但是“诗的真诚和勇气，不应该遮蔽诗本身的不成熟”。文艺领域中求形式与内容之变的“夹生饭”似乎一夜之间成了官方语境流变的“无罪推定”的同谋，“热衷于追逐真理的时尚，舌头纠缠在越来越长的名词里”，汉语开始了绵绵无期的流浪。
那么新诗的根何在，她又将去往何方？她只是浮萍，也无方向。如果说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强势登陆和80年代充当思想解放急先锋的文学运动曾使得新诗崭露于地平线上，而时态的变迁反过来使二者成为新诗突围的命门。一、西方现代派诗歌并非中国人理解的对传统的颠覆，是“上帝死了”和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应对普遍存在的精神危机个体生命的一种美学反抗，因而大规模地引进反而增加了读者与诗人“对话”的难度。二、诗歌不是政治的传声筒，亦非社会现象的三菱镜，她仅仅熨帖着美的本身。美被纳入酒神精神的艺术体系中才能赋予悲剧的人生以充盈的意义。
我想，现在关注新诗的人已微乎其微了。无疑，诗歌面临着深重的危机。正如北岛所言，诗歌越来越流于同一类型的词语的编码和廉价抒情，经不起任何拆解，同时处于快节奏国民的审美疲劳加剧了诗歌原本所持守的精神向度的回落。诗，成了诗人的梦呓，而作为外部环境的诗歌翻译界普遍缺乏严肃精神将真诚的诗歌抒写者推入一个更为封闭的语言火坑中。
一个没有诗歌的民族，恐怕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和灵魂，还有人情和历史的记忆。海德格尔说：“还乡是诗人的天职。”那么有周口店和河姆渡的方向是不是新诗的方向呢？一切传统都是现在。因而诗人背负的不是“因袭的重担”，而是以作为图腾的方块字向“根”做一次叩问，以抵抗普遍精神危机加于每个个体身上鲜活的无知和迷茫。
当“精神向度”和“诗人自觉”相忘于江湖的时候，诗，结束漂泊，以卡农的形式言说：“看外边，黑暗怎样焊住灵魂的银河。快乘上你的火焰马车离开这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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