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到收教所，人们经常会把诧异、偏见、鄙夷等一些负面字眼和它相联系。提到犯人或者有过前科的人，人们也时常戒备、排斥甚至远离他们。但是即使在那黑暗的地方，也会有一束温暖的阳光射入那个被遗忘的角落。
        去年三月，他们就如同阳光，照射进他们的心里，融化心里的冰雪。这六名热血青年不求回报，亦为心安。

　　五四时的热血青年标准扮相是中山装配黑框眼镜。当然，比起外表如何打理，他们带给人们更深远影响的是五四精神，一种对自由平等、科学民主的向往，心系国家，匡扶社会。初次与阿培相见，他也是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慈目善面，与人谈笑风生。生人也许会被这表象迷惑，不能把眼前这位书生打扮的人与去收教所与犯人交流互动的义工形象联系起来。
　　我们采访到了那次义工活动的负责人——阿培（化名），让我们走近他们的故事。

　　记者：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阿培：我这个人其实随意，很容易和大家打成一片……
    记者：再加上“体貌端正”什么的就是相亲广告了。不如你来给我们说说最开始是如何想到要去收教所当义工的吧。
    阿培：当时双学位课上张遂老师曾提到过去自己去湘潭市收教所给关押的犯人上过几次课，效果还不错，而且和收教所的张所长也算旧相识。张所长就提议湘大的学生也可以去收教所和轻度违法的犯人们做一些交流。刚好我们这学期课也蛮少的……
　　
　　记者：最后这句刚好会降低你们动机的崇高性啊。
    阿培：可是课真的很少啊……不过我们也是真心想帮助他们。课后我和一个朋友就找到张遂老师，和张所长取得了联系之后，我们俩第二天就赶过去了。
　　
　　记者：你们做事还挺雷厉风行的，两个愣头青说过去就过去了。
    阿培：第一次去主要是实地考察，随便看看，并没有见到犯人。不过张所长知道我们是湘大的学生后，告诉我们以前有个湖南师范大学的学生受湘潭市收教所资助，读完了大学，后来那个学生经常利用放假时间到收教所为那里的违法人员讲课，效果还不错，所以所长也建议我们可以在这里讲一下课。在我们答应所长讲课的同时，又萌生了以此为题材，以收教所为背景环境，拍摄一个励志DV的想法。刚好我们也要参加大学生DV艺术节。
　　记者：能给我们简单讲讲DV的内容吗？
　　阿培：大体内容讲的是一个少年，由于学习压力较大，和父母吵架，离家出走，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最终在一群大学生的帮助下，重拾梦想，奋发图强，终于考上了大学的故事。
　　
    记者：果然很励志，DV的内容我们之后再讨论，还是先让我们回归到正题吧。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收教所的犯人的生活状态怎么样啊？
　　阿培：他们在那里生活还好，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劳动，但是每天上午九点和下午三点都有一个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这两个小时他们可以自主安排，但是不能走出收教所。收教所也会定期请人为犯人们做思想教育。总之他们的生活安排有点类似我们高中的生活，有点枯燥。
　　
　　记者：看来你们也算是为他们上思想教育课的吧，去收教所上课的是只有你一个人吗？
    阿培：对，其他人负责拍摄。因为考虑到收教所的那些人接受能力有限，所以我讲的都是很简单通俗的内容。
　　
　　记者：通俗到什么地步呢？
    阿培：口语化，不用成语或者太过书面的词语。
　　
    记者：我这绝对不是歧视。我有个朋友，我们说谁谁谁忘恩负义简直是陈世美时，他会问我们陈世美是谁。跟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也尽量不用成语。不过我好奇你上课讲些什么呢？
    阿培：就是一些做人的道理，如“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样浅显的道理，还配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加以阐释。
　　
     记者：你小时候的亲身经历？
     阿培：对啊，七八岁的时候。
　　
    记者：就是小学那种经常写进《难忘的一件事》的作文里的那种事例吗？
    阿培：我有讲到那时我离开妈妈，跟爸爸一起住。有一次特别想见我妈一面，就仅凭着模糊的印象找去她工作的地方。后来我走到一个路口，记忆中只要再穿过马路就可以看到她了。但看到川流不息的车流又不敢向前，当时我急得快哭了。有一个姐姐看到我畏缩的样子，牵起我的手，二话不说就把我带过了马路。虽然说起来只是小事一桩，但对于我而言，会让我铭记一辈子。
　　
    记者：好像真人版的《小蝌蚪找妈妈》，台下感动一大片吧？
    阿培：没有，底下几乎没有多少人在听。因为那些犯人很多都比我们年龄大，他们觉得听我们这些没有社会经验的人上课，可能有些不屑吧。我右手边的一个中年男子一直发出声音吵闹，后来在收教所工作人员的管教下就开始睡觉了。不过也有些人听得比较认真，比如有一个大约四十岁的阿姨，有点像妈妈的感觉，她听课的时候特别认真，眼睛一直盯着我，好像是妈妈在看自己的儿子一样，我想她可能是思念自己的儿子了。
　　
　　记者：听起来这课效果不是很好啊，大概是初次见面，也没法敞开心扉接受你们。
     阿培：是的，后来我们还准备了一些游戏。
　　
　　记者：那就介绍一下当时做游戏的场景吧。
　　阿培：那个游戏是以前我们参加素质拓展时做过的。事先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一些白纸，让他们将手里的白纸对折、对折、再对折，然后将对折后的矩形纸的左上角和右下角撕掉，撕纸的时候不能和周围人交流，结果每个人撕出来的纸展开后都不同。然后让他们一边和周围的人聊天，一边再做一次，结果他们的纸撕出来展开后很多人的都一样。还有一个游戏是用两只手代表两个人，如果当我们发生争执时，两个人都握紧拳头，那样就会两败俱伤，如果一个人用拳头一个人用手掌，损伤就会小，两个人都用手掌那就是掌声……不过当时时间有点赶了，而且他们有的人也是不怎么配合我们，游戏勉强才进行下去。
　　
　　记者：看来，上课和做游戏你们都不怎么顺利，你们的积极性有没有受挫呀？
　　阿培：其实也是我们想的太理想化了，可能由于文化背景、知识结构、社会阅历都不太一样吧，所以他们不怎么配合我们。但是，我们打算以后还要去。但是再去的话会采取他们喜欢的方式与他们交流，比如放放电影，打打羽毛球之类的，将娱乐元素充实到他们枯燥的生活当中。
　　
    记者：据你所了解到的，湘大的学子就只有你们去过那里吗？
    阿培：我们应该是张遂老师带过去的第一批，但是在我们之后，也有人提出想去做义工。我们打算发动更多的人参与，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他们的处境与真实状况。条件许可的话，我们也想每个月都去。
　　
　　记者：你们号召别人的时候，是用你们的DV 来宣传吗？
    阿培：是的。其实在那里的人，也有我们的同龄人或更小的学生，其实他们也有很多的不得已，大都是因生活所迫才铤而走险。要是有人愿意帮助他们，情况会有很大改善。虽然他们犯过错，但并不是什么十恶不赦的人，也跟你我是一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虽然他们人在收教所里，但是他们的人性还是很纯洁的，还是有一颗向上的心。
　　
    记者：但是一般人会很容易误会他们。
    阿培：我们还看了他们住的地方，小小的隔间住两个人，最多也就十平米的样子。有的人在床头折了千纸鹤，那也许寄托着他们对自由的向往，和对亲人的思念。有个女生还在宿舍里偷偷地种了花，在收教所里，宿舍不允许随便随便摆放物品，但是那个女生将那棵没有开的花放在脸盆里，再把脸盆悄悄地放在窗户和窗户护栏之间的夹层里，所长告诉我们，这是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和追求。
　　记者：看来收教所的所长和那里的工作人员对那些犯人还挺宽松的啊？
　　阿培：也不完全是这样，只要他们不是犯了原则上的一些错误，一般所长和那里的工作人员都不会刁难他们。就像床头的千纸鹤和窗台上的花一样，本来所长已经发现了，但是并没有批评他们。所长和那里的工作人员也希望他们对生活、对感情充满自信，早点出去，重新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记者：在毕业之后有没有想过从事有关社会义工的工作？
    阿培：以后可能的话还是想当记者，靠新闻唤起社会良知。但最重要的是，就像我一个朋友说的，也许我们以后收入不会很高，但如果每个月拿出两百块去帮助别人，虽然不多，但积少成多，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只要有心，钱多钱少不是借口。
　　
　　记者：这次的义工经历带给你最大的触动是什么呢？
    阿培：还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参与进来吧，其实我们离真正意义上的义工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现在我们只是利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他们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跟国外已成体制化的义工服务不能同日而语。我们看到他们那里有定期的思想汇报被张贴在宣传栏里，上面很多人都说“别人有房有车，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有……”、“自己进了收容所，有了前科，以后都会让人瞧不起……”其实那里的犯人感觉挺自卑的，他们也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但是确实有很多的不得已，我们应该多去关心他们，让他们感受到社会还是温暖的，帮助他们重塑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