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亚男）2018年夏季一部社会问题片上映半个月票房便突破30亿，并在今年一举多得中国台湾金马奖的多个奖项。虽无时下大热“小鲜肉”的加盟，也无著名影界大导的加持，更无浸入式的营销宣传，这部现实向电影-----《我不是药神》还是通过其动人的故事情节和过硬的艺术质量，赢得了观影群众的喜爱。

《我不是药神》讲述的是主人公神油店老板程勇从一个交不起房租的男性保健品商贩，一跃成为印度仿制药“格列宁”独家代理商的故事。这是一部为最广大的普通观众所拍摄的现实主义电影，它取材于我国“假药案”的真实故事，电影主人公程勇也正是以“民间药侠陆勇”为原型。

影片围绕“药”展开叙述，在种种残酷现实下，束裹着无数矛盾、冲突与挣扎。法与情、义与欲、生与死的分裂、平衡，将电影的格调无限抬高。

“法与情”的命题自古以来便难解，影片中的瑞士诺瓦公司申请了专利，生产的是正版药，说到底他们也只是在法律和政策的规定下，合规合法地卖正版药，当自己和公司利益受损时，他们有权利和义务利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印度假药并无专利，在市面的上的流通便是对法律中所有权和版权的一种挑战，但它却救助了无数吃不起正版药的绝症病人，给予他们以生的希望。影片将对“法与情”的纠结和思考集中体现在了警察曹斌身上，他既是正义凛然的执法者，亦是有人情人性的。在刚开始接手这个案子时，他发现印度“格列宁”并非市面上用于攫取病人钱财、毫无实际医疗效果的假药，而是真能治病的药，局长接连的质问使他哑口无言只能继续追查下去。当大范围追捕行动展开，曹斌抓获了一批买“格列宁”的绝症病人，病人不愿供出事实。僵持不下时，一位老婆婆颤颤巍巍从人群中走出来，卑微地乞求他放过大家也放过药贩子，轻轻的一句“我不想死，我想活着”重重地打在曹斌心上，他向局长求情，并说“这等于是在断病人的活路”。局长仍然要求他站在法律这一边，坚定地践行“法大于情”的所谓“真理”。追查程勇时，他亲眼目睹黄毛的死，年轻生命的消亡彻底击退了曹斌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他不顾后果，向局长请辞不再负责此案件。影片不仅展现、放大了法与情的冲突，还通过结局给出了一种解决方案。结局中不仅程勇罪行减轻，并且药物纳入医保、专利也过期、原厂药品价格也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提出了法与情的和谐平衡理想。不同于影史上其他残酷、压抑到底的现实向电影，本片以温情的结局，法与情界限的淡化，将现实的美好稍加放大，给予了大家一种希望。

义和欲的对立在影片也引人注意，孟子早在几千年前便提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理论，义和欲孰轻孰重？人们是否真的能在烈烈原欲前选择遵循义理？影片通过程勇前后卖药目的纯化、反派人物张长林的抉择集中探讨了“义与欲”的课题。程勇最初答应吕受益代购印度“格列宁”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补贴家用，根本还是由售卖来牟利。而在影片情节发展后期，在经历了与绝症病人的交往、追查力度加大后越来越多绝症病人吃不起药、吕受益因病逝世后，程勇下定决心重新代购，并将药价调至500。500块的价钱相当于还要倒贴，此时程勇卖药的目的则是帮助那一个个无助而又脆弱的生命，并非达济众生却也燃起无数病人的生命之光。程勇在追查力度加大的情况下铤而走险为病人代购，这是程勇的“义”，这份义不仅成为他日后判刑减轻的重要因素，亦救赎了当初那个逃避懦弱的自我。影片中似乎并无完全恶透的反派人物，张长林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假院士张长林通过威逼利诱的手段获得“格列宁”的代理权后，将药价不断抬高最终东窗事发被绳之于法。在影片中，张长林被逮捕后，却始终不愿供出程勇，或许是出于万般作恶后的愧疚，又或是出于对无辜病人的一丝怜悯，他选择守口如瓶，这亦是他的“义”。当涉及至义与欲时，影片似一部武侠，八千里路云和月，哀人生多苦劫，一腔孤勇济人间。

谈及“生与死”时，人们似乎总会觉得高深莫测、充满神秘。莎士比亚曾在《哈姆莱特》中提出“生存还是毁灭”的命题，问题的答案并非固定唯一。从整体来看，影片以“药”为中心，向观影群众传达出一种“向死而生”的观点。疾病无法预测，人们根本无法得知它将何时来临，对于疾病与医疗、药物费用的担忧，始终时萦绕在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当一边是金钱，一边时生命摆在人前的时候，这根本不叫选择，因为人们都会选择生命。只是，失去的这些金钱，还有亲人的无休止的陪伴和付出，这都是真实的不可言说的痛苦，在疾病面前的无奈，正是大众内心深处的哀鸣。观影时，我们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病人对生的那份强烈渴望。吕受益在刚患病时天天都想死，可当孩子出生，他第一眼看到孩子时就不想死了，想要听他叫声“爸爸”。黄毛正处美好的青春时期，刚燃起的归家的欲望支撑着他坚强活下去。这些卑微的人，普通的人，他们眼前便是无尽的死亡深渊，他们不过是想要钱，想要活下去。在程勇第二次为代购“格列宁”去往印度时，影片有一段极具象征意蕴的画面。迦梨女神与湿婆从雾霭中走来，似在人间又非在人间。为何众生皆苦？神佛不语，生与死由来奥秘，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从不是一句豪言壮语，而是一种无奈的慈悲。衰老的神父在教堂中用蹩脚的英语祈祷上帝，而谁又来做穷人的救世主？Dying to survive，在生存与死亡线挣扎的背后，涌动着对法与情的思考和辨析，是义与欲间的赛跑。而在这条路上，卑微而普通的我们都是那样坚强而用尽全力地活着。

与此同时，影片采用手持感的镜头拍摄，非常少的固定镜头，画面运动丰富，具有非常强的张力，而同时，手持感的镜头有些摇摆，给人一种类似纪录片的纪实感，从而增加了影片的真实度，以至于观众在看的时候非常有代入感。除此以外，影片的镜头语言浅显易懂，一切为叙事服务，没有故作高深的片段。影片运镜的独特技术使得观影群众能够沉浸于故事情节的发展，法与情、义与欲、生于死的挣扎也得到放大，其中的纠结、平衡被很好地传达出来。

《我不是药神》揭露残酷现实的同时，予人希望和温情，同时探讨了“法与情”、“义与欲”“生与死”的问题。众生之见于法情、义欲、生死皆有所不同，电影中对于以上问题的探讨并非严肃讨论，它通过其挣扎与平衡将人情人性展露于人前，温和而柔软。是的，人生虽苦，“来，吃个橘子吧。”。